它是一所仅存在八年的大学，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全面抗战时期在云南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正值国难危机，全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中国经济网记者跟随“青春华章·学以报国”网络主题活动媒体行，先后走进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追寻先辈的历史足迹，感悟“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
西迁三千里教育长征路
“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是那段动荡岁月最真实的写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住中国高等教育的文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1937年底，南京失守，形势不断恶化，学校再度西迁。1938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长沙临大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开启了西南联大在滇八年艰难而又辉煌的办学历程，直至1946年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当年7月31日停止办学。
位于西南联大旧址内的校门复原景观。大博物馆内，一幅幅黑白照片、一件件文物，静静诉说着学校西迁的历史。据了解，三路师生中，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经香港乘船抵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至昆明；一路乘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抵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一路由2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曾昭抡等学者带领下，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跋涉1600余公里才抵达昆明，走出了“教育史上的长征”。
据介绍，“湘黔滇旅行团”开始跋涉时，一天下来每个人的双脚都要磨出十几个泡。晚间，他们只能用针挑破血泡，第二天继续前行。但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科学探索的热情却从未熄灭。从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吴征镒在步行中每日采集标本、记录沿途植被，将逃难之路视作科学考察的课堂。
师生们不远千里来到昆明，还不是整个行程的结束。因为当时昆明缺乏正式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不得不再次迁徙到蒙自办学。位于今天云南省红河州的蒙自市，自清末开埠通商。滇越铁路穿境而过，与中国近代最早、最长的民营自建铁路——个碧石铁路在碧色寨车站交会。这座小城，因个旧锡矿而兴，因铁路而通。1938年初夏，西南联大两学院的师生经铁路抵达碧色寨车站后，辗转来到蒙自南湖畔，建起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这座车站也见证了那段悲壮的历史，体现着不屈的民族精神。”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游客中心经理周英表示，“不少人都会来这里研学旅游，无论是国人自建铁路的事迹，还是联大师生治学报国的故事，都会引发大家的共鸣。”
碧色寨车站。
据了解，蒙自办学期间，联大师生们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一众文化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钱穆在这里开始撰写《国史大纲》，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冯友兰在此讲学。师生们办南湖诗社、开民众夜校，把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南湖边。战火之中，学子潜心苦读，为国家、为民族，是他们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一个学期后，联大两院师生们迁回昆明。
治学书答卷从戎刻丰碑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记者走近西南联大原教室，几十把质朴的木椅整齐摆放，复原了当时的场景。因椅子右侧有一块形似火腿的扶手板，所以被当时的师生唤作“火腿椅”，学生落座便可直接在扶手板上书写笔记——这方小小的扶手板，承载的是联大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对学问的执着。
西南联大原教室。
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回忆，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而面对这样的“干扰”，联大的先生们却有着别样的从容——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一次正在授课，雨势骤大，雨声淹没讲课的声音，他索性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带领学生在铁皮屋顶的轰响中静坐听雨，于艰难时世中不失从容。条件艰苦之外，还有另一重考验。日军空袭昆明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日常。警报一响，大家奔赴后山防空洞躲避，有时一待就是数小时。
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八年，前后有八千多名师生在此治学报国。其中，“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在岗头村一间泥墙泥地的房子改制的实验室里，用木架和三棱镜拼出一个原始的分光仪，开展一些实验和研究，并指导杨振宁完成古典力学论文《以群论讨论多原子分子的振动》，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成为杨振宁日后研究对称性原理的起点。
战火中读书，是那一代人的青春华章；学以报国，是他们用一生写下的回答。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多年以后，这所大学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2位校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8位校友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校友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校友当选院士，并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邓稼先、朱光亚、潘际銮……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了不朽的传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
还有一批联大人选择了另一条报国之路。在西南联大校舍北侧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镌刻有抗战以来联大从军学生的名字，共834人。据西南联大校史所载，抗战期间，仅学校备案的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就有1100余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4%。他们中间，有人加入飞虎队做翻译，有人随远征军入缅作战，有的人再也没能回来。“那些从军的西南联大学生，很多人都牺牲了，让人特别感动。”红河州建水县青龙镇中心学校团支部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肖丽春告诉记者。
艰难亦乐观薪火有传承
蒙自治学期间，闻一多曾在家书中写道：“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尽管时事多艰，但无数的联大人始终坚定信念，奋发图强，他们的理想、付出和贡献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凝聚成“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这四个字也在不断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前行。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闻一多像。
“民族危亡之时，应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更应成为栋梁。”西南联大博物馆专职讲解员王齐这样看待联大精神对今天的意义，“希望大家离开展馆，不只是记住一段传奇，而是可以对照自身，思考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的关系。”
袁梓郁已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工作了14个年头。她坦言，最初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仅仅是讲解，但随着与不同参观者的交流、与这段历史的不断深入接触，她开始主动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如今，她喜欢与参观者像朋友一样交流，将昔日西南联大的人和事，讲给更多参观者听。
“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我仿佛看到当年师生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历经艰险却从未放弃的坚韧和在战火中坚持学习的场景。如今我们能安稳地坐在教室里读书学习，而那时他们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有。”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红河州实验学校初一学生梁锦洁说。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外休憩的学生。
“平时我都会向学生们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让孩子记住那段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好好学习，成为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长大后报效祖国。”肖丽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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