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甲骨文，绝大多数字形都是在商代以前几千年就已经创造并使用了。
尤其是一些器物的象形字，均与商代以前几千年的器物完全相同，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象形字的变化，看到历史发展的真相。
比如 甲骨文里的“酉”字，是一种尖底瓶酒器的象形。
按照甲骨文“酉”字中对应的尖底瓶酒器的器型，可以按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酉瓶类型，年代属于7000年—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是一种喇叭口腰檐圜底的造型。如下图所示，甲骨文字形与太湖东部马家浜文化的实物完全吻合，实证下面这些甲骨文“酉”字是创造于马家浜文化时期。
第二种甲骨文里的酉瓶类型是喇叭口尖底的造型，年代属于5900年—5300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如下图所示，文字与江苏东山村崧泽文化的大口尊器型完全吻合，实证下面这些甲骨文“酉”字是5800年前在江苏东山村一带创造并使用的。
展开剩余84%第三种类型的酉瓶，与内蒙古海生不浪文化的喇叭口尖底瓶高度相似，也是甲骨文“酉”字中数量最多的器型，如下图所示：
海生不浪文化是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 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那种与甲骨文“酉”字高度相似的喇叭口尖底瓶，是海生不浪文化晚期才出现的，距今大约5000年，是甲骨文系列“酉”字中创造年代最晚的一种器型。
在博物馆中对这种喇叭口尖底瓶的介绍是这样的：
中国早期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因此，由喇叭口尖底瓶的形态与甲骨文“酉”字的关系可以推测，我国象形文字成熟的时间，至迟应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海生不浪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另外，据考古发现可知，鄂尔多斯地区是这种形态喇叭口尖底瓶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由此足见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在中国文字的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中国早期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因此，由喇叭口尖底瓶的形态与甲骨文“酉”字的关系可以推测，我国象形文字成熟的时间，至迟应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海生不浪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另外，据考古发现可知，鄂尔多斯地区是这种形态喇叭口尖底瓶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由此足见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在中国文字的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这种喇叭口尖底瓶当然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却不是因为它们是最早的文字，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文字从南方传播到北方的重要历史。
甲骨文“酉”字，是如何从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尖底瓶，演变成海生不浪类型的喇叭口尖底瓶的？
山西芮城西王村是个关键。
如下图所示，北方仰韶文化区最开始时流行的尖底瓶是小口双耳尖底瓶，与甲骨文“酉”字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一直到了仰韶晚期的西王村类型时，与甲骨文“酉”字造型接近的喇叭口尖底瓶才出现了。
山西芮城县西王村，成为喇叭口尖底瓶最早出现的地标。
如下图所示，西王村位于黄河“几”字形拐弯处，鄂尔多斯的南方：
西王村遗址，在大约5300年前最早 出现了喇叭口尖底瓶，这个时间恰好也是崧泽文化结束、良渚文化兴起的节点。
如下图所示，仰韶村出土的喇叭口尖底瓶被划为西王村三期文化。
西王村这种喇叭口尖底瓶的造型，就像是崧泽文化与仰韶文化尖底瓶的结合体：
既有南方崧泽文化尖底瓶的喇叭形大口，又有仰韶文化尖底瓶的细颈，同时兼具双方都有的尖底。
裴学松在《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期再探》中，把仰韶晚期西王村类型的喇叭口尖底瓶分成了四类，如下列图所示，可以看出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米家崖遗址、陕西省渭南市泉护遗址、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的喇叭口尖底瓶，均与甲骨文里的“酉”字高度相似：
对比图如下：
这些文字和文物充分告诉我们， 在距今5300年前，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经从长江以南的崧泽文化区，经过黄河中游的山西芮城西王村，一路沿黄河北上一直扩展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
本文为抱雪斋文字考古学及虞夏万年论系列不造第几回，欲知前事后事如何，且看上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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